第368节(1/2)
言官弹劾的关键原因是赵桓的诏令非为“籍没家产”，而是“查收侵吞之朝廷钱物”！
同是抄家，赵桓却聪明地玩了把文字游戏——不是抄私产，而是收回国家钱财！当然，这个国财和私产的尺度完全由卫希颜在把握，然而无论如何，蔡府家眷在抄家后依然能够拥有足以度日的私产，而不是如《红楼梦》里贾府那般家产全充的凄凉。
这就是宋朝的宽仁！
卫希颜曾对此赞叹击节。她赞叹的不是赵宋皇帝的仁政，而是某种不为人意识到的思想萌芽，这就是人权——西方近代人权的起源，正是建立在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上。
在这样一个对文人最宽仁的朝代，如果它的历史不中断，很可能现代司法就是从中国宋朝开始，而不是英国。
卫希颜曾听妹妹希文提过，在世界司法史的进程中，十二世纪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。在这个时期，中国的宋朝和欧洲的英国同时处在了司法传统的发展和突破上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向现代司法转型的机遇。然而，英国的司法体制进行了“向前跃进”的改革，而中国宋朝却因蒙古人的入侵中断了发展，与机遇失之交臂。
如果历史不中断，又会如何？
卫希颜对此浮想联翩，是被名可秀双眸灿耀的光采打动——天下事，皆在人为！
她不由扬唇一笑。可秀，你若向险峰，我自当为你辟路行前！
卫希颜想起程序的重要 xi_ng ，她记起希文的一句话：严守程序未必公正，但破坏程序定然滋生不公正！
后世的司法程序繁琐，西方的司法体制甚至重程序更胜于事实，卫希颜对此虽有些不以为然，却认可希文那句话。严谨的司法程序未必能保障执法公正，但失去程序就意味着打破规则，滋生更多的腐败和不公。尤为重要的是，现代司法程序虽然损害效率，甚至导致程序重于事实，其核心本质却源于对人权的尊重。
在司法公正和民权意识上，卫希颜更重后者！
因为，唯有意识习惯的根深蒂固，才能保障规则的长久；否则，再完善的规则也可能随着王朝的改朝换代而湮灭于尘土之中！
名可秀对此颇为赞同，由宗法力量的强悍就可看出习惯和传统的力量。传统，无法打破，只能以传统去取代传统。
两人几番商讨，决意暂不激起大动荡，先从审案程序入手，引入公诉人和辩护人。
宋代一些有识之人曾指出：士大夫少有精于法者，临时阅案，多为吏辈讼棍所欺——公诉人的引入将推动国家公诉制的建立，促进司法官员的专业化和专职化。
至于辩护人的引入，意义就更深远了，有利于推动民权意识的萌生。
这起贡院斗殴案是一盘棋，既是一步政棋，也是一步法棋。
贡院的案子如名、卫二人所预期般，由于举子的流血受伤从民事案上升为刑事案，又因为它的特殊背景和敏感 xi_ng 成为朝廷的重案，这样的案子自然要起用监法御史提案公诉。
这位严肃端坐于公堂上的监法御史名洪皓，字光弼，原是秀州的录事参军，卫希颜在秀州巡军时看中他的风骨和严谨求实，回京后便推荐进入御史台，成为闻名史上的首位“检察官”。
***
当堂下人群犹在暗中揣测这公诉官员时，大理寺卿谢如意的惊堂木又是一拍：“传被告讼师上堂！”
被告讼师？堂下百姓愣了片刻后，突然哗声四起。
“肃静、肃静！”谢如意连连拍了三下惊堂木，方将公堂外的喧声压了下去。
无怪乎众人这般惊诧，就连谢如意和范宗尹这两位副审官，在最初听得国师这个决意时都不由神情僵直。
说起讼师，宋人耳熟能详。与前朝相比，宋朝的商品经济发达，导致民间诉讼激增，宋人“好讼”之风兴起，与此相应，专门替人写诉状、打官司的讼师
同是抄家，赵桓却聪明地玩了把文字游戏——不是抄私产，而是收回国家钱财！当然，这个国财和私产的尺度完全由卫希颜在把握，然而无论如何，蔡府家眷在抄家后依然能够拥有足以度日的私产，而不是如《红楼梦》里贾府那般家产全充的凄凉。
这就是宋朝的宽仁！
卫希颜曾对此赞叹击节。她赞叹的不是赵宋皇帝的仁政，而是某种不为人意识到的思想萌芽，这就是人权——西方近代人权的起源，正是建立在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上。
在这样一个对文人最宽仁的朝代，如果它的历史不中断，很可能现代司法就是从中国宋朝开始，而不是英国。
卫希颜曾听妹妹希文提过，在世界司法史的进程中，十二世纪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。在这个时期，中国的宋朝和欧洲的英国同时处在了司法传统的发展和突破上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向现代司法转型的机遇。然而，英国的司法体制进行了“向前跃进”的改革，而中国宋朝却因蒙古人的入侵中断了发展，与机遇失之交臂。
如果历史不中断，又会如何？
卫希颜对此浮想联翩，是被名可秀双眸灿耀的光采打动——天下事，皆在人为！
她不由扬唇一笑。可秀，你若向险峰，我自当为你辟路行前！
卫希颜想起程序的重要 xi_ng ，她记起希文的一句话：严守程序未必公正，但破坏程序定然滋生不公正！
后世的司法程序繁琐，西方的司法体制甚至重程序更胜于事实，卫希颜对此虽有些不以为然，却认可希文那句话。严谨的司法程序未必能保障执法公正，但失去程序就意味着打破规则，滋生更多的腐败和不公。尤为重要的是，现代司法程序虽然损害效率，甚至导致程序重于事实，其核心本质却源于对人权的尊重。
在司法公正和民权意识上，卫希颜更重后者！
因为，唯有意识习惯的根深蒂固，才能保障规则的长久；否则，再完善的规则也可能随着王朝的改朝换代而湮灭于尘土之中！
名可秀对此颇为赞同，由宗法力量的强悍就可看出习惯和传统的力量。传统，无法打破，只能以传统去取代传统。
两人几番商讨，决意暂不激起大动荡，先从审案程序入手，引入公诉人和辩护人。
宋代一些有识之人曾指出：士大夫少有精于法者，临时阅案，多为吏辈讼棍所欺——公诉人的引入将推动国家公诉制的建立，促进司法官员的专业化和专职化。
至于辩护人的引入，意义就更深远了，有利于推动民权意识的萌生。
这起贡院斗殴案是一盘棋，既是一步政棋，也是一步法棋。
贡院的案子如名、卫二人所预期般，由于举子的流血受伤从民事案上升为刑事案，又因为它的特殊背景和敏感 xi_ng 成为朝廷的重案，这样的案子自然要起用监法御史提案公诉。
这位严肃端坐于公堂上的监法御史名洪皓，字光弼，原是秀州的录事参军，卫希颜在秀州巡军时看中他的风骨和严谨求实，回京后便推荐进入御史台，成为闻名史上的首位“检察官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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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堂下人群犹在暗中揣测这公诉官员时，大理寺卿谢如意的惊堂木又是一拍：“传被告讼师上堂！”
被告讼师？堂下百姓愣了片刻后，突然哗声四起。
“肃静、肃静！”谢如意连连拍了三下惊堂木，方将公堂外的喧声压了下去。
无怪乎众人这般惊诧，就连谢如意和范宗尹这两位副审官，在最初听得国师这个决意时都不由神情僵直。
说起讼师，宋人耳熟能详。与前朝相比，宋朝的商品经济发达，导致民间诉讼激增，宋人“好讼”之风兴起，与此相应，专门替人写诉状、打官司的讼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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