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36节(1/2)
_ng 就是前车之鉴，必须彻底地披露，才能让继位子孙引以为戒，并不得翻案！——皇帝最喜欢干什么事？皇帝最喜欢找替罪羊，将自己的罪过栽在臣子身上。譬如建炎初，就有文臣投大行皇帝之好，为道宗饰过，将靖康之祸的罪责尽数推到蔡京、王黼、童贯这些当政宰执身上，又有文臣将黑锅扣到王荆公的熙宁变法上……”
她说的是建炎元年的事，程学大儒、龙图阁直学士杨时在福建上疏说：“蔡京用事二十余年，蠹国害民，几危宗社，人所切齿，而论其罪者，莫知所本也，盖京以继述神宗为名，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，故推尊王安石，加以王爵，配享孔子庙庭，今日之祸，实安石有以启之。”于是朝野程学士人、士大夫纷纷应和，由声讨蔡京而上溯至批评王安石，请朝廷“罢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庭”。
当时正值朝廷南渡之初，图存救国成了最紧要的时政。既要图存救国，就要检讨造成靖康之祸的原因，确定由谁来承担造成国破家亡的责任，在此基础上收拾人心，巩固新一朝的统治。才刚登基的赵构当然想开脱父兄的责任，便想利用杨时、胡安国、朱震等士大夫掀起的言论，把“国事失图”的罪责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及其新法。
名可秀一针见血点明赵构用意：把新党蔡京祸国与王安石变法联系起来，不仅太上皇赵佶一人，就是哲宗、神宗及向皇后也都脱去了“国事失图”的干系；而由误国的权 ji_an 之臣承担国耻责任，保持帝、后的圣明形象，既可表明“人思宋德，天眷赵宋”，又可引导天下人如何思考“国事失图”之因。
“这个肇端绝不能启！”名可秀当时对丁起、赵鼎、宋藻几人断然道，若任其下去，新学就会死无葬身之地，大宋儒学必为程学所主。
于是，朝中的“名党”偕手众多的新学官员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击，将程学的言论压了下去，而在有了《西湖时报》后，更是利用报纸的舆论喉舌，将赵佶的“靖康祸首”之名钉得死死的，同时对王安石的变法进行客观评论，指出熙宁变法有过急过躁、用人不当、一些法令不合实际等过失，但变法的确让各路税赋增加了，国库充盈了，并举出实际数字作对比，只可惜充盈起来的国库收入没有被朝廷用来整饬武备，提高军事，反而被蔡京伪冒新党变法、实则迎合道宗之好，提出丰享豫大、及时享乐，大修宫殿，搜罗天下宝物奇石等，将熙宁变法以来累积起来的财富尽数挥霍败尽，又定下“联金攻辽”之昏策，以致靖康国祸云云。由于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公允，没有一概褒，也没有一概贬，而是客观地摆事实说道理，有理有据有数字，赢得了朝野绝大多数士大夫和士人的赞同，程学掀起的声浪随即淹没下去，赵构想为父兄洗脱罪名的意图也落了空。
卫希颜提起这段旧事，胡安国、曾开的脸色都有些不好了；另一位程学门人、坐在卫希颜右下首的郑彀端起茶盏神色自若地喝茶，那场时论他是坚定的倒昏君派。
卫希颜提起这段无意打程学参政的脸，她批的是皇帝，接着道：“在位皇帝总是想宣扬帝座上的历代先帝都是圣明之君，有过的都是大臣，这种推诿卸责之风不可长。帝者，要有敢于自省的品德，要有承担错误的勇气，一个连错误都不能坦然面对的君者，如何为帝？这是怯懦者！吾华夏泱泱之国，岂可让怯懦者为君？”
她说到这里停下，侧首对一边作会议记录的都堂书令史道：“某方才说的一字不落记下，以后给继位之君做教案。”
都堂书令史赶紧起身应诺，落座后暗暗抹了把冷汗，心想两年半没见，卫国师还是一如既往地强啊。
便听卫希颜继续道：“上古，唯有德者方能为帝，其品行为天下之表率。如今，为帝者虽不能与上古之帝相比，但至少应有三种帝德：其一，有体恤国家民生的仁爱之德。”
众宰执都默默点头，这个必须有。
“其二，有正视自身的自省之德。”
她说的是建炎元年的事，程学大儒、龙图阁直学士杨时在福建上疏说：“蔡京用事二十余年，蠹国害民，几危宗社，人所切齿，而论其罪者，莫知所本也，盖京以继述神宗为名，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，故推尊王安石，加以王爵，配享孔子庙庭，今日之祸，实安石有以启之。”于是朝野程学士人、士大夫纷纷应和，由声讨蔡京而上溯至批评王安石，请朝廷“罢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庭”。
当时正值朝廷南渡之初，图存救国成了最紧要的时政。既要图存救国，就要检讨造成靖康之祸的原因，确定由谁来承担造成国破家亡的责任，在此基础上收拾人心，巩固新一朝的统治。才刚登基的赵构当然想开脱父兄的责任，便想利用杨时、胡安国、朱震等士大夫掀起的言论，把“国事失图”的罪责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及其新法。
名可秀一针见血点明赵构用意：把新党蔡京祸国与王安石变法联系起来，不仅太上皇赵佶一人，就是哲宗、神宗及向皇后也都脱去了“国事失图”的干系；而由误国的权 ji_an 之臣承担国耻责任，保持帝、后的圣明形象，既可表明“人思宋德，天眷赵宋”，又可引导天下人如何思考“国事失图”之因。
“这个肇端绝不能启！”名可秀当时对丁起、赵鼎、宋藻几人断然道，若任其下去，新学就会死无葬身之地，大宋儒学必为程学所主。
于是，朝中的“名党”偕手众多的新学官员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击，将程学的言论压了下去，而在有了《西湖时报》后，更是利用报纸的舆论喉舌，将赵佶的“靖康祸首”之名钉得死死的，同时对王安石的变法进行客观评论，指出熙宁变法有过急过躁、用人不当、一些法令不合实际等过失，但变法的确让各路税赋增加了，国库充盈了，并举出实际数字作对比，只可惜充盈起来的国库收入没有被朝廷用来整饬武备，提高军事，反而被蔡京伪冒新党变法、实则迎合道宗之好，提出丰享豫大、及时享乐，大修宫殿，搜罗天下宝物奇石等，将熙宁变法以来累积起来的财富尽数挥霍败尽，又定下“联金攻辽”之昏策，以致靖康国祸云云。由于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公允，没有一概褒，也没有一概贬，而是客观地摆事实说道理，有理有据有数字，赢得了朝野绝大多数士大夫和士人的赞同，程学掀起的声浪随即淹没下去，赵构想为父兄洗脱罪名的意图也落了空。
卫希颜提起这段旧事，胡安国、曾开的脸色都有些不好了；另一位程学门人、坐在卫希颜右下首的郑彀端起茶盏神色自若地喝茶，那场时论他是坚定的倒昏君派。
卫希颜提起这段无意打程学参政的脸，她批的是皇帝，接着道：“在位皇帝总是想宣扬帝座上的历代先帝都是圣明之君，有过的都是大臣，这种推诿卸责之风不可长。帝者，要有敢于自省的品德，要有承担错误的勇气，一个连错误都不能坦然面对的君者，如何为帝？这是怯懦者！吾华夏泱泱之国，岂可让怯懦者为君？”
她说到这里停下，侧首对一边作会议记录的都堂书令史道：“某方才说的一字不落记下，以后给继位之君做教案。”
都堂书令史赶紧起身应诺，落座后暗暗抹了把冷汗，心想两年半没见，卫国师还是一如既往地强啊。
便听卫希颜继续道：“上古，唯有德者方能为帝，其品行为天下之表率。如今，为帝者虽不能与上古之帝相比，但至少应有三种帝德：其一，有体恤国家民生的仁爱之德。”
众宰执都默默点头，这个必须有。
“其二，有正视自身的自省之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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